行深般若，常隨佛學：僧徹法師談東蓮覺苑保育
文：麥農 圖：麥農 | 2018-10-26
聳立於跑馬地山光道的東蓮覺苑，自1935年落成，至今已超過八十年。去年10月，東蓮覺苑獲列為法定古蹟，進一步確立了這座古色古香的佛教道場在香港歷史、建築、社會等方面的價值。事實上，保育工作在東蓮（為便行文，以下簡稱「東蓮」）還未列為法定古蹟前便已展開。苑長僧徹法師在本年度香港書展舉行的「行深般若．常隨佛學」座談會中，暢談東蓮的理念及精神，並揭示東蓮如何以智慧來貫穿保育的工作。
東蓮的保育工程大致可分為硬件與軟件。硬件方面如它的建築，而軟件方面，如它的歷史文物及檔案。本文節錄該次座談內容，文章分為四部分：首先介紹苑長論述保育工作如何以智慧作先導。其次是記述工程部主管馬雲龍先生如何依據指引實踐建築保育；再講述檔案部主管呂素君小姐怎樣處理各種檔案；最後，分享文教部主管吳麗珍女士從歷史資料中發現感人的故事。
座談會主題的緣起
何東爵士及其夫人張蓮覺居士，秉持著弘法興學的理念，創建了東蓮覺苑。基於這樣的理念，使得「東蓮覺苑與香港佛教、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尤其對於當時佛教的發展影響甚深。」苑長僧徹法師表示，這種「息息相關」的關係及「影響力」，乃是源於「創辦人秉承著佛陀慈悲與智慧的精神」。
從佛教的緣起觀來說，假如我們「想培養佛陀的慈悲與智慧，則必須先深入佛法」。然而「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要深入佛法也並非易事，因為它需要具備眾多的因緣。苑長剖析當中的關鍵，指出：「無論是個人的學佛因緣，或者是令佛教持續發展的因緣，都有賴大家的發心。」大眾的發心，能使佛法久住世間。而要令佛法久住，保育道場亦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僧徹法師從佛教的觀點分析道：「『保育』其實可等同『維護』，保育道場就是維護道場。」對於維護道場一事，法師表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亦不是一件單靠資源便能解決的事；維護道場需要有心人的用心。」除此之外，這還「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有鑑於此，苑長於是回歸到佛法的智慧，並從經典之中找尋依據；而這種思路，正是這次座談會主題的緣起——「行深般若．常隨佛學」。
「行深般若．常隨佛學」傳遞的訊息
講題中的「『行深般若』是《心經》的經文，而『常隨佛學』則是普賢菩薩十大行願之一」。乍看之下，這兩句經文沒有甚麼關聯，然而當我們細心分析，卻不難發覺兩者的配搭所形成的微妙組合——理論與實踐的相輔相成。
《心經》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心要，為佛教徒所熟悉、重視、以及時常讀誦的經典。苑長寄望東蓮的「常住法師及工作人員，都能以這部經的精神，去推動保育的工作」。此經的精神涉及智慧，而要培養智慧，苑長表示：「必須要深入佛法；而若想深入佛法，則必須要聽聞、思惟佛法，並在實踐中學習。」所謂「實踐佛法」，無非是指「將我們所學到的佛法融入於工作、生活當中」，譬如說佛陀過去是怎麼修學的，是如何利益眾生的，我們就學習佛陀的言行教誨。這種「依據佛陀的教導而實踐佛法」的態度，正正就是「常隨佛學」的真實義。
根據以上的說明，我們不難見到「行深般若．常隨佛學」所傳達的觀念，就是學佛應該是理論與實踐相輔而成的。印順導師在《教制教典與教學》中表示理論與實踐的互成甚為重要，他指出：「理論與實踐的互成，才是完滿的佛學。」脫離理論的行持，或缺乏實踐的空談，都容易誤入歧途。
以「行深般若．常隨佛學」來貫穿保育工作
佛教除了強調理論與實踐並用之外，亦主張教義與生活必須結合。佛教的基本教義是「緣起性空」：一切事物在本質上都是由不同的條件、因素組合而成的；而這些條件及因素本身並沒有恆住不變的實體。這意味著，當促成這些事物存在的條件、因素一旦起了變化，那麼那些事物將隨之改變或瓦解，這便是所謂的「緣起即性空」。佛教所談的「空」，與生活（現象）是不能分割的，又或者說佛教在談「空」時，都是緊扣著生活（現象）的。換句話說，「空性」必須於生活中（現象界裏）體現，並且離開了生活（現象）也便沒有了「空性」。
佛法與生活相緊扣，是僧徹苑長一再強調的。「我們須依附佛法，再透過佛法的精神，用心去『煉』習，才能夠增進我們的廣大心。」對這個「煉」字，苑長賦予了一番深刻的詮釋：「它是從『火』的偏旁，不是『糸』邊的『練』，因為生活中所包含的是順境與逆境。同樣，實踐佛法時，我們所面對的境界有好、有壞、有理想、有不理想、有合理、有不合理。」無論是好的或者是壞的，「兩者都能增上我們的心，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守住自己的心，而這個『心』須與般若智慧相契合。」
回歸到保育，「我覺得整個保育工作要做到的是，透過明白佛法，了解當下的因緣，並借助現有的因緣。當下的因緣是甚麼，我們應該怎麼運用？而運用這個因緣會不會跟我們的原則相違背呢？這都必須在因地上專注的去鑽研。只有這樣，才能夠確定在過程中不會違反我們的原則。」當然，「在這過程中，我們會遇到許多問題，但如果我們能夠用一顆廣大的心去面對，最終一定會有成果的。」也許，這個成果不見得圓滿，但「無論是圓滿，或未圓滿，我們都應該讓這顆廣大心持續。」
最後，苑長表示：「跟大家分享的，只是是一個引子以讓大家去思考，在經典中講，我們要學習佛法，深入般若。學習了佛法，我們要怎麼樣運用，如何善巧地運用而不遺失佛法？以此深入在我們的工作、生活中，才是最重要的事。」
保育工程不是翻新工作：工程部主管馬雲龍先生談建築保育
作為一座香港佛教的重要道場，東蓮覺苑的建築設計，充分地展現了教學藝術：它的外觀像一艘在紅塵擺渡的般若船；從殿外看它是兩層，而殿內看卻是一層，這種設計蘊藏著深奧的佛理——在未體悟佛法前，我們會區分真俗二諦，一旦我們對佛法有所領悟，便能體會真俗不二，萬法一如。然而，經過八十多年的歲月洗禮，這座以折衷主義、中西合璧作為設計手法的建築物，亦示現了成住壞空的無常。
馬雲龍先生（Daniel）指出，早在三四年前東蓮覺苑的董事局便已經投放資源，聘請了保育專家研究如何保育東蓮；「兩年前，我們搭棚檢測石屎剝落的情況，並動用了相當的財力做圍網工作，這主要是保障路人的安全，不希望他們因石屎剝落而受到傷害」。這種「維護道場及大眾利益的」體現了「佛法中『自利利他』的精神」。
要保育這座歷史悠久的建築物並非易事，誠如苑長所言：「要將現有的新材料與舊建築擺放在一起，而令兩種不同的東西揉合，並發揮優化效果，是需要智慧的。」畢竟，保育工程不等同一般的翻新工作——發現油漆脫落，便在脫落的地方油上一層新的漆油。對此，Daniel表示：「我們必須依據復修的原則和考量，如新與舊之間的關係。有時當舊物件出現破毀，而新材料我們亦未能找到，在沒有安全疑慮而必須即刻作出修補的情況下，我們最終的決定，可能是甚麼都不做，因為保育是要盡量保留它的舊貌。」
保育是需要依循保育手則的。Daniel表示：「我們的保育手則是『修舊如舊』。」以顏料為例，「我們會通過古蹟辦的協助，去化驗最先髹上去的是甚麼顏料，而那些顏料又是甚麼材質。我們透過實驗室的分析，主要是希望在重新修復時，盡量能夠與顏料的原始材質相吻合。」
「修舊如舊」雖然是保育的手則，但是「我們不會以這種方程式，去涵蓋所有的東西。」Daniel補充：「除了修舊如舊之外，我們還會找專家，重畫東蓮的平面圖、剖面圖、立面圖，因為東蓮像其他的古蹟一樣，已經遺失了原先的建築圖則。我們進行的這些工作，所做的資料將會交給檔案部作記錄，資料留給後人，可以成就他們往後改良的方法。」
最後，Daniel表示：「在保育的過程中，我所學習到的，如苑長所說的——一邊做一邊學習，這使得我們做事情更趨於圓滿，智慧增長。」他更坦言：「維護好道場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需要許多的考量、討論、測試。我們之後會展開短期、中期、長期的保育工作。」
文物整理並非是古董收藏：檔案部呂素君談文物整理
東蓮覺苑的建築物保育固然重要，然而歷史資料的保育也同等重要。東蓮內藏有各種類型的文物、文獻、與佛教大德往來的信件、文稿、文獻、會議記錄、乃至帳目。因為透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拼湊，乃至還原當時的香港佛教發展。不過，檔案部主管呂素君小姐（Vicky）表示：「很多資料都可能因為自然的損耗，或缺乏保養而損壞。董事會成員體察到這點，已於2016年，成立了檔案部去協助、負責保存、保育、復修這些資料。」
然而，面對這八十多年龐大的歷史檔案資料，「要如何去整理呢？怎樣去鑑定、收藏、復修？繼而將東蓮覺苑的歷史建構出來呢？」Vicky表示，這些工作都必須緊扣「收集或記錄」的原則。她說：「在成立檔案部之前，我們已有長遠的考慮，希望在成立檔案部後會做些甚麼工作。」在這個「長遠的考慮」的基礎下，「我們訂立了原則、制度，所謂的『原則與制度』，便是甚麼東西我們需要收集，哪一些東西我們需要保留、保存？」她續說：「基於檔案的唯一性，如果空間及財力容許的話，我們都會盡量保留資料，將它存在東蓮。」相反，如果空間環境不許可的話，「我們就不可能收藏所有的資料，於是會銷毀一些東西。」
那麼，檔案的收集或記錄是依據甚麼準則來作取捨呢？簡單來說，它的篩選機制是甚麼？Vicky表示，這絕非是基於個人的喜惡而定的，而是「留下的資料必須要與東蓮覺苑的歷史相關」。除此之外，「我們亦響應苑長所講的『文物徵集』——呼籲大眾提供與東蓮覺苑有關的歷史資料。」
收集、記錄之後，「我們便會依據這些檔案資料，編纂東蓮的歷史，以及較為完整的年鑑；我們亦會將資料數碼化，建立『檔案管理系統』，然後存入『內聯網』的系統中。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系統去搜尋，爬梳東蓮的歷史，這不單能令我們的同事加深對東蓮的認識，同時亦方便管理層於日後作管理決策時，起參考作用。」
用現代科技整合歷史文獻，「方便各界人士在東蓮覺苑，查相關的歷史資料。」這與「佛法講求的分享精神」是相契合的，正如苑長所講：「佛法沒分新舊，但時代就分新舊。我們要配合時代，在沒有違反、遺失佛法真義的前題下，推廣及發展佛教與東蓮的文化。」最後，Vicky表示，某位前輩的話語給她帶了啟示：「檔案只是一種載體，它無法開口去告訴人任何事，那麼我們如何善用這個載體，令其他人能夠看到一些人性化的故事，乃至一個時代的真象呢？」這正是檔案保存以後的後續工作，值得深思。
傳承與賡續：吳麗珍女士分享佛教雜誌《人海燈》的故事
「從前人的文獻或工作，我們看到了東蓮覺苑的故事。」檔案部主管吳麗珍女士（以下簡稱「吳麗珍」）說道。前人的故事之所以能被後人看見，全賴保育工作；而前人的故事若能得以流傳，則端賴後人的弘揚，正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從這意義來看，「檔案部與文教部的工作是息息相關的。」
吳麗珍揀選《人海燈》與大眾分享的原因有二：書展期間所舉辦的活動「須要與書刊雜誌有關」，而「今年乃是《人海燈》創刊八十五週年」。從吳麗珍的分享中，我們不僅能知道前人如何營辦佛教刊物，而且能見到東蓮創辦人是怎樣熱心護持佛法。
據吳麗珍表示，《人海燈》在1932年已於《廈門日報》刊出。當時是以「以星期天副刊的形式，談的全都是佛法，主編或者寫手是芝峰法師。」但沒多久，因印刷公司及日報的主持意見不合，沒幾個月，《人海燈》便夭折了。[1]
後來《人海燈》在因緣際會下去到潮州的嶺東佛學院。芝峯法師在文章中透露，那是嶺東佛學院的主持寄塵法師，與於佛學院任教的通一法師，發心創辦一種半月刊，並沿用了「人海燈」的名稱，寄、通兩位法師寫信給芝峯法師說：「廈門的《人海燈》復活了！」
在嶺東佛學院復活的《人海燈》「是以半月刊發行的，也就是一個月出兩期。不過到大概於1934年，《人海燈》面臨兩個問題：較為切身的是『薄財』，意即沒有錢。他們雖然籌過款，但是收到的款項卻是廖廖可數，而這些捐款全部都是來自法師的。另外，就是嶺東佛學院遇到風潮。」這兩大問題逼使《人海燈》再次夭折。
後來《人海燈》以一種殊勝的因緣，由潮州轉移香港。吳麗珍補充：「這與東蓮的靄亭老法師有莫大的關係。通一法師是靄亭老法師的學生，透過老法師的關係，他跟蓮覺居士見了面，談了些細節，《人海燈》旋即來到香港，並在東蓮內編輯、發行。」吳麗珍笑說：「我做事情時手腳慢，不知道他們做事情為甚麼會那麼快！」1935年6月，《人海燈》第十三期在東蓮發行。「回望歷史，同年5月東蓮覺苑才剛開幕。」由於人手短缺，所以再復刊的《人海燈》是以月刊的形式面世，當時人手只得兩人，「編輯是通一法師，打字、排版等則由潘淡白先生執行，所以我們不得不拜服前賢的厲害！」
1937年正值漫天硝煙，「通一法師要去南洋，不能再任編輯。他於是寫信給芝峯法師，請問他由誰來做這本書的褓母？」芝峯法師回信說：「如果你真的跑了會使《人海燈》夭折的話，那麼由我來繼承你的褓母的位置。」[2]不過芝峯法師卻表示，他不想南下來港，並說明他所遇到的困難——經費與稿源。通一法師回信說，稿源由原先的投稿人會繼續支持；而經濟則由蓮覺居士支付。所以，「這本雜誌就移上浙江編輯，在上海印刷，由東蓮覺苑出資，三地成就一本雜誌，不得不感嘆成就雜誌續辦的殊勝因緣。」可惜，後來因為戰亂，《人海燈》又再次夭折。
吳麗珍指出：「《人海燈》在佛學院開辦的第一期是1933年12月，從33年到現在剛好八十五年。」她感慨地說：「《人海燈》在1937年8月停刊，短短的四年，經歷過幾次改動，無論是地點、編輯人手，乃至發行地點，不過近十年來，就民國的雜誌來說，研究《人海燈》的學者卻不少，因為它的內容很特別，可能受『新文化思潮』的影響，它討論的包括：佛教建構、僧伽教育、佛教義理。用我們現時的語言去形容，這本雜誌內容是很『爆』的，『爆』的意思是它的言談大膽，可能會開罪人。」從這點去看，「我們可以理解他們是『愛之深，責之切』，就像太虛太師所講的，要建立人間佛教，就不能關起門來，做山林道場。」
最後，吳麗珍舉起手上的《人海燈》合訂本說：「現在我們苑藏的就有兩個合訂本，把雜誌合訂起來，讓它不散失，其實也是一種保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