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佛教音樂的一種難處 ── 談中國音樂學泰斗楊蔭瀏的二三事
文：陳耀紅 | 2019-01-04
《中國大百科全書》的音樂舞蹈分冊中，有由中國音樂學者田可文撰寫的〈佛教音樂〉一條（我手邊的是2004年9月第4次印刷版）。此條雖名為〈佛教音樂〉，亦有不足一百字提到公元前三世紀左右，佛教音樂隨佛教向亞洲及世界各地流傳，但主要寫的是佛教音樂在中國歷史中的概況。
另外，據另一位中國音樂學者周青青《中國傳統音樂理論》一文，則提到還有楊蔭瀏（近代中國最重要的音樂學者）口述、 蕭興華（比田可文早一輩的音樂學者）整理的〈佛教音樂〉，是曾為《大百科全書》寫的一個條目。
周青青提到的《大百科全書》，我相信就是《中國大百科全書》。但為甚麼我手頭上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佛教音樂〉結果用上了由田可文撰寫的條目呢？
楊蔭瀏是中國音樂學泰斗。無論在音樂實踐、 音樂理論以至中國文化方面，他的個人修養底蘊都極為深厚。當代研究中國音樂的學者，許多都受過他的《中國音樂史綱》，和《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等著作熏陶。
楊先生出生於清末書香世家，四歲讀書識字，私塾出身，對中國歷史與文學非常熟悉，十二歲跟昆曲大家吳畹卿學昆曲和琵琶、 三弦等；八歲跟小道士學笛、 簫、 笙、 二胡，奏《三六》、《四合》、《老六板》等調子，後來又跟阿炳（華彥君）學。（稍對中國音樂有涉獵的人，都會聽過阿炳的《二泉映月》，這是楊蔭瀏為他錄下的少量存世作品）。阿炳音樂能力很大，但他除是楊蔭瀏的老師外，也是楊的學生，跟楊學琵琶大套。楊蔭瀏懂九十多套昆曲、 十多套琵琶大曲，又跟道士一起奏「十番鼓」、 「十番鑼鼓」二十多年。楊先生在音樂實踐的深厚積累，加上從小浸淫於中國文史，還學過鋼琴、西洋樂理，也接受過從西方引進的現代高等教育，包括曾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過書，又跟物理學家丁燮林學過聲學、跟心理學家劉廷芳學過心理學等等，而且，他是很重視邏輯的人，這些都令他的中國音樂學術研究很有說服力，是我們這些在音樂實踐上馬馬虎虎的寫作人所無法比擬的。
那麼，為甚麼他口述的〈佛教音樂〉沒有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出現？我不知道，希望有識者可以告知。至於這篇口述文章的內容，根據周青青說：「文章概括楊先生對中國佛教音樂全面而深刻的認識：一、 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人採用天竺拼音翻譯佛經，它對中國音韻學的發展起著一定作用。二、 由於漢語與梵音之間的差異，佛教音樂便逐漸中國化了。三、 為了宣傳教義，宗教所定的許多節期和廟會，給群眾提供了藝術活動的機會，也促進了佛教音樂與民間音樂的結合。四、 佛教音樂由贊、 偈、 咒、 白四種因素組成，分別使用於《課誦》、 《焰口》、《水陸》等各種活動之中。」
至於田可文所撰寫的〈佛教音樂〉條目，則可概括為：一、 佛教音樂自印度與西域傳入中國後，便摻雜了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因素，因而中國佛教音樂既含有中國民族音調，又含有印度或西域少數民族音調，（例如清朝毛奇齡的）《西河詩話》記載：李唐樂府內的佛曲既有娑陀調、 乞食調、 越調、 雙調，又有商調、 羽調，以及般涉調等。二、 佛教直接使用的音樂是贊唄（即梵唄）。 贊唄傳入中國，因梵音與漢語結構不同，故佛教初入中國，所譯佛經甚多，而印度贊唄卻未能廣傳。相傳中國贊唄始於曹植，至六朝分為轉讀、梵唄和唱導三部分，近代則改唱《鐘聲偈》、 《回向偈》等。三、 變文是講唱佛經的場合，這種說唱音樂部分吸收了印度佛教音樂風格，同時也多採用中國民間音樂音調。四、佛教寺院在一些儀式和節日中，常用樂舞百戲弘法。五、中國南北佛教音樂風格不同，北方系統以五臺山寺廟音樂為代表，南方系統以峨嵋山寺廟音樂為代表。 六、 常用樂器有管樂器、打擊樂器，也常用琵琶、 三弦等。 七、 當今寺廟仍保留有部分曲目，敦煌雜曲亦保留部分佛教鼎盛時期的作品。
查看《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的音樂學科編輯委員會名單，楊蔭瀏是四名副主任之一，所以，上述的更換並非因他政治上出問題。而且，百科全書的條目中包括有〔宗教音樂〕，下面還分為〈基督教音樂〉、 〈佛教音樂〉，和〈道教音樂〉三項分支。雖然不完備（最少便缺了回教音樂。中國有大量回教民族，而回教音樂卻不納入百科全書的宗教音樂條目，明顯是太疏忽），但已屬比較開明。 如果比較上述兩段概括的內容，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楊先生口述的說法，日後有機會再作分析。
其實，即使不納入《中國大百科全書》，楊先生對自東漢末佛教傳入中土後，佛教音樂與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在他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已多有論述，所佔篇幅不少，比他在解放前發表的《中國音樂史綱》要詳細許多。 這部史稿於內地改革開放後不久出版，跟百科全書開始出版的日期差不多，比百科全書的音樂與舞蹈分冊面世早十多年（1992年4月第一版）。
眾所周知，宗教在內地是一種敏感議題。起初在 1950年，宗教事務屬文化教育委員會管理；到了1954年，成為國務院直屬機構；1961年以後，則同時成為中共中央統戰部轄下部門，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直至今年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國家宗教事務局宣告全面併入中央統戰部，對外雖然繼續保留國家宗教事務局的牌子，實質上正式撤銷單設的國家宗教事務局。 這種變遷顯示了內地宗教政策的取向。楊蔭瀏原是一名基督徒，但他這方面的身分現已不明顯，這肯定是跟社會大環境有關。
楊先生1920年曾加入中華聖公會，他與劉廷芳一同譯編了《普天頌讚》。這本基督教贊美詩歌集，現仍在廣泛使用。內地改革開放後， 楊蔭瀏在接受音樂學者梁茂春訪問時說：「從1929年到1941年，我是宗教音樂家。我是應聘去為基督教聖公會做宗教音樂編輯工作的。」
不過，由於宗教屬敏感議題，加上楊先生曾受過批斗，所以，有關楊先生生平，特別是在宗教信仰有關的這一方面，都是一些零零落落、 隱隱約約的片斷，至於他在中國基督教音樂上的貢獻，亦未再受到足夠的重視。 反而，以楊蔭瀏署名為作者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每每把宗教寫成統治者用以麻醉人民的統治手段，這種對宗教的態度，並不像是出自有宗教信仰人士的手筆。這是楊先生對宗教的個人立場已出現轉變之故？抑或書中的立場，是當年一起有份參與編寫提綱及有權定稿的領導與組織的集體立場（此書於1959年是在中國音樂家協會及中國音樂研究所的領導下，由楊蔭瀏、 廖輔叔、 李純一寫出提綱，然後由楊執筆寫成初稿，繼而要等到1977年 —文革落幕後的翌年 —全書才完成，1981年出版，歷經二十 二年）？又或是無論是個人或個別集體都須服從於黨領導而產生的立場？
楊蔭瀏和廖輔叔分別於1984年和2002年去世，李純一如今約一百歲（有說他生於1918年，亦有說是1920年），但無論是在世或已去世的內地學者，即使是來到今天，在公開談到帶宗教色彩的事，不管所談的是個人信仰或學術研究，都仍會比較小心翼翼。當然，我這類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沒有經歷過內地前輩們的難處，寫這篇文章，只是希望讀者閱讀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專家文章時，能帶開放的態度，不要像我年輕時那樣，往往容易因為某些分歧而影響整體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