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環境總會讓我們恐懼、害怕。沒有人曉得下一刻會否發生地震、戰爭、飢荒。可以猜想，二千五百年前，驚、怖、畏已是常態，否則佛陀不會宣講《金剛經》。有情眾生擔憂的是甚麼呢？生老病死──身體哪一天決定要死亡的話，我們沒法控制。蔣勳父親離世時，他覺得驚慌；母親往生時，則感到痛苦。這些情緒反應，讓他意會到內在狀態很脆弱，修行仍有不足之處。所以他每天堅持讀四十五分鐘《金剛經》。有人問他，既然已經爛熟於胸，為何還要如此。他說，會背、會唸，跟做不做到，是兩碼子事。「佛經說『信受奉行』，你相信、感受、尊奉，最後在生活裏實踐。修行路很漫長，各有快慢遲早；如果身邊偶爾有朋友不進反退，感覺好像他墮落了，也不應該嘲笑，畢竟要怎樣的因緣具足才能讓人在修行路上走得更穩，我們都無法判斷。應該多點鼓勵，互相彼此扶持。」

越動盪的社會，越是做功課的好時機。

人生太順利，一生沒多大波折磨的人，難得道果。蔣勳非常欣賞剛去世的作家楊絳，從她的《幹校六記》、《洗澡》、《將飲茶》等作品，讀到諸般關於文革時期的描述。說實話他連想像也不敢，「一個被污辱到那種程度的女人，換了是我，被剃光頭髮，每天給拖出去批鬥，能不憤怒嗎？」近年楊絳的書給他無比力量。即使承受謾罵、遭折磨 ，她仍然保持安定。他聯想到《金剛經》中佛陀憶往昔為忍辱仙人時，歌利王割截其身體──「我於爾時， 無我相、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身體一段段被切開，卻了無瞋心，坦然承受，在蔣勳看來，是了不起的功課。「任何打算在修行路上前進的朋友，不能對社會抱有怨恨；而是面對動盪的大環境，仍能撫心自問：我的功課做得夠不夠好？」

佛陀在菩提樹悟道，到鹿野苑初轉法輪。蔣勳一直覺得那是個美麗的地方。首次去印度時，他給嚇到了。無數人在瓦拉納西（Varanasi，古時鹿野苑所在之處）的恆河河畔進行火葬儀式，他坐在船上，到處是人和貓狗的屍體。佛陀當時正正在這種環境下傳法，相較之下現在有漂亮的課室，設備充足。「我敢不敢在殯儀館上課、在醫院的臨終關懷病房上課？敢不敢到人性最敗壞的地方去？佛陀給我最大的鼓勵，是我的修行能更靠近他所做的。」

年輕的蔣勳，會到寺廟閉關，他覺得這樣和出家人一起，很了不起。今天回望，那只是自以為成功，是虛妄的。「一下山我便動心了。」修行不應和生活割裂，是他反覆強調並堅信的。兩年前台北捷運的隨機殺人事件，四死二十四傷，震驚世界。民眾憤恨難平，四月底法院判兇手鄭捷死刑，五月執行。蔣勳說，念《金剛經》念得最慎重的，是鄭捷槍決當天。聽到消息後，他頓然覺得有很多東西放不下，然後為他念了一遍。「大家相信槍決能解決問題，其實並沒有。我們沒有能力根治人性深處最跟自己過不去的部分。只看到逝者痛苦，卻不知行兇者在受甚麼苦，也許他忍受的苦更大。我很同情死傷者家屬，但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這是修行的核心價值。」他中學時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喜歡讀《聖經》，到現在親近佛經，慢慢了悟到即使沒有神在面前，還是要修行。 「『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佛陀過去生跟從燃燈佛，形容自己是一無所得，仍然得到授記。這很了不起，試想像你在大學努力唸書，然後跟教授說，其實甚麼也沒學到，就這樣去拿畢業證書。」「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少年蔣勳讀不懂，因為那時還未謙虛到能夠幫助任何一個人的忙。《金剛經》在他眼中，徹底得近乎不可思議。若以為有所收穫，反倒成了自大。他分析「佛」這個字作為Buddha （覺者）的翻譯，那代表著人的否定。修行時我們暫時是人身，可一旦到達涅槃，一切都得消失。

蔣勳認為，很多人雖然讀《金剛經》，但執著跟放下的微妙界線，很難拿捏得準。「『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本身就是矛盾的－－不要執著，卻又隨時身處愛恨當中。這部經典的偉大處，在於它太了解人生本身流動的狀態，要求我們不斷修正、思考自己。修行是永遠對自己的超越。」《金剛經》有一段四果離相的對話，朋友常對他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及阿羅漢四種果位很難理解。「那是一段永無止境的路。」他提到存在主義受佛教的影響，強調個人邁向超越，如同菩薩一樣，從初果、二果，一直到菩薩，最後成佛。若以為得到甚麼東西，達到甚麼地位，其實那刻你已經死亡了，再也沒法往前走。「一旦得意於某種事物，很快便會失去意義。『煩惱即菩提』，智慧是要在煩惱中尋找的。倘若我今天沒有愛恨，甚麼也感覺不到，也自然沒有修行的意義。」

世間無常，天災無情。不久前遠方發生大地震，蔣勳看見災民臉上痛苦的神情，不由得想起《維摩詰經》有云，「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眾生要陷入泥漿裏才會渴求佛法。德國作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撰寫的《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主人翁悉達多，其實就是暗喻佛陀。小說裏有賭場、妓院，悉達多更曾退失道心，沉迷女色，聚妻生子。「東方人不敢這樣寫佛陀。作品當時很震撼，影響非常大。佛陀不通過逃避人生來修行。我們則太容易便逃避了，找個山頭，閉關七天、十天，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可是一出門，隨時會有像「小燈泡」那樣可愛的小女孩，頭顱無故被砍斷。蔣勳著我們反躬自問，面對這種世界，應該如何修行？「日本人的地藏信仰比觀音信仰還要深，因為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話很美學。可是看看我們，先不談發願，連到醫院、監獄修行都不敢。那個距離還很遠。」莫可名狀的詭事、層出不窮的殺人事件；傷痛和悲憤與民眾伴行。台灣過去兩年的發展讓蔣勳頗感不安，一次又一次見證人類內心深處最受苦的部分被誘發出來。「如果單純因仇恨而殺人，還是容易防範的。」但找不到原因的、隨機發生的悲劇，彷彿越來越根深蒂固於人性中，我們又何從理解？

生死之事，華人諱莫如深。民族文化間的差異，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答案。印度之所以為蔣勳帶來震撼，因為死亡是如此赤裸暴露在人前。起初他碰到街上有狗在啃屍體，很不自在，忍受不了，還問警察能否處理一下狀況。警察伸出手，說有三百盧比便可，死亡頓然變得絕頂荒謬。「儒家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典故，小孩子過年前一兩個月不許說跟「死」同音的字⋯⋯印度則把死亡視作悟道過程的必經開端。」他在西藏目睹天葬，天葬師把亡者的肉切下來，骨頭用鎚頭砸碎，讓老鷹帶到天上。那一刻他大概就要掉眼淚。「我們過份迴避談論死亡，以致當它到臨時，往往已是手足無措，甚至表現得虛假。台灣有這樣的現象──親人出殯，大家會哭會唱，哭不了唱不了的，便花錢請人來唱。這已變成表演藝術了，唱得好的跟唱得不好的，價碼會有分別。 」

蔣勳在法國留學，受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義影響。他有一短篇小說叫《牆》（Le mur），主角因為不肯供出同伴的下落，被判死刑。和他一起的囚友，面對質問及逼供。死亡如此接近，他終於嚇得尿褲子。「人打從一出生便開始靠近死亡，可是我們總覺得這事跟自己的無關。苦、集、滅、道四聖諦，協助我們從了解死亡開始，那是一生必須的功課。」父親逝世，蔣勳首次經歷死亡，六兄弟姊妹，驚慌惶恐，不知如何處理；後來母親往生，因為之前有所歷練，心理準備多了，可是依然會傷心痛苦；2001患上心肌梗塞，生死懸於一線，最後還是活過來。「雙親給我的功課已經完成了，接下來的一定是跟自己的身體告別這回事。我不曉得和它相處七十年後，將來會尿著褲子，還是很優雅地告別。」

大自然懷抱中的鄉村，同時也是人文育成的基地。2014年底，台灣好基金會邀請蔣勳到台東縣池上鄉擔任「池上藝術村」的總顧問及首位駐村藝術家。一年半過去，他創作了二十九件作品。碧綠的林木草苗，粉艷的野際炎陽，一大抹金黃欲滴的油菜花海，收攝無盡自由的鄉土風光。《池上日記》及 《池上印象》新書系列，紀錄了他師從大自然的心靈感動。

蔣勳說，池上的人口大概六千到八千多人，因為沒有高中，十五歲以上的學生都會離開池上，人口是一直減少的。初到池上，他來到一所舊教師宿舍，跟童年的家很像，勾起兒時珍貴的回憶，於是二話不說搬進去，準備畫畫。第一晚他工作到晚上八、九點左右，肚子餓了，打算上街用餐，怎料一家店都沒有開。居民問他，怎樣這個時候才來，餐廳七點都已經關門了！他體驗到農村跟都市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池上鄉民的人生跟太陽連繫在一起，原來小時候在書上讀到的「日出而作，日入面息」是如此真實不虛。「過去農業社會很重視二十四節氣，可是如今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根本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不再理會春分、秋分的分別是甚麼。我曾到埃及阿斯旺（Aswan），紀念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的阿布辛貝神殿（Abu Simbel）有一道長廊，每逢春分跟秋分這兩天，陽光會精準投射在法老王的像上。古埃及人很清楚太陽在黃道上的移動變化，了解大自然與人之間的秩序。」

池上農民大概在立春後開始插秧。那段日子多數會下雨，泥土濕潤，是最佳時機。農民會互相幫忙，合作把事情辦好。蔣勳深受這種守望相助的精神感動，沒有人是自私的。到秋天時大家要搶著收割，因為時間同樣緊湊，慢一點的，稻作便會腐爛。「這種土地倫理關係，在台北已經殆盡，大家認為只要自己活著，便已足夠。」他回憶童年時 ，家門都不用關，跑來跑去，安全得很；可惜現在，一有人靠近身邊便害怕，因為不曉得他會否是另一個鄭捷。大眾活在恐慌當中，要到處防備。「在池上生活自有一套規則，我要尊重那裏的自然秩序。」後來當他清晨起床，常常發現宿舍門外放了一大堆絲瓜青菜。追問鄰舍，大家都不知道是誰放的。沒多久便有人「罵」他這台北人真奇怪，家裏種多了瓜菜，很自然會分給鄰居，他只管享用就是了，還要尋根問底？

「不論台北也好，香港也好，我們已沒有在土地勞動後分享成果的習慣了。更痛苦一點說，連親人之間也不再如此。像早前有少年竟然為了六萬新台幣，將母親割喉殺害，人與人的溫情、倫理，一下子喪失了。」蔣勳還記得二十五歲去巴黎留學前，所有飯菜是母親煮的，家中六個小孩的衣服是她做的，連被也是她親自繡的。到了他差不多五十歲，已經成為東海大學的系主任，有一次母親來探他，竟然在學生面前直呼他的小名「弟弟」，還說：「你趟下來，我幫你挖耳朵。」「耳朵是很敏感的部位，不能隨便讓人家碰。兒時我很享受讓她挖，還很快便睡著。那一刻我真覺得她有點離譜，但像她這樣在鄉土生活慣的人，反而奇怪，兒子你幹嘛要端架子？人就不能用最溫暖的方式接觸嗎？」後來那批見證他母親挖耳朵的學生，跟他關係好得不得了，「他們都笑翻了，老師的形象完全被顛覆。」

蔣勳相信這是民間智慧的體現。他在關於身體美學的著作中，常談到擁抱這個概念。在儒家文化的氛圍下，touch （身體的接觸）是不大可能的動作，可是明明五感又得依靠觸覺方可達到彰顯親密感情的高度。「台語有時會叫太太做『牽手』（khan1-tshiu2），因為互相touch 的才可以做親人。」母親去世時，他特別痛苦，因為跟她的touch 很多；而父親是嚴肅的人，他們較少身體接觸。「在華人社會，孩子多親近母親。這種touch 不是講求邏輯的。」

「擁抱」這個詞語，蔣勳讚不絕口──那是手的包容。政客最愛談包容、求同存異、放棄對立，他覺得這些都是假的：一個人把對方抱在懷裏，不講一句大道理，那才是真包容。我們能否在別人最無力、最需要安慰的時候，把體溫分享給他？「其實並不是大家現在不touch，只是關係換了跟手機發生。」在池上那段日子，他看到鄉民互相拍來拍去、打來打去。那種數量豐富的touch，教他領悟到，也許現代人要修的不止是知識理論、思維能力，而是學會從身體行為中找回人際關係最本質的東西。儒家太強調思維和理性了，古印度早在佛陀之前已探討感官系統的巨大力量，西方哲人也是如此。「佛教是最現代的哲學，它並不只是教導我們要跪在寺廟裏五體投地。」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代，因果糾結絲連，無由分判。誠如蔣勳所言，如何坐在像鄭捷這樣心靈痛苦的人身旁念《金剛經》， 才是我們最逼切要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