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甘凡   2024-01-03

談到羅漢，很自然會想到佛殿裏的羅漢像。中國的佛弟子也許較多時聽到十八羅漢。其實十六羅漢出現更早。

羅漢的梵文是阿羅漢（arhat），根據《翻譯名義集》（南宋平江景德寺僧法雲編）解釋，字義具有不生、殺賊、應供三義。不生，即是說阿羅漢已進入涅槃境界，不再有生死輪迴，已達不生不滅境界。殺賊即是殺一切煩惱之賊。眾生因無明迷妄所引起的各種煩惱、疑惑、痴迷等情，都稱為心中之賊，會擾亂內心清靜、妨礙修行。應供即說到了阿羅漢果位，斷滅了一切能導致生死流轉的「有漏」法，身心清靜，應受人天供養。

不論小乘或大乘，羅漢多表示「果位」。以小乘而言，羅漢是修成解脫道者。大乘有菩薩、緣覺、聲聞的聖者，俱已出離欲界、色界、和無色界三界。羅漢是初地以上的菩薩，被稱是出世三乘得道的聖賢僧。

考察佛經上記載，十六羅漢都是釋迦牟尼佛的證果（證得解脫道）弟子。十六羅漢的名字早有佛經記載。後來十六羅漢傳入中國後，約於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演變為十八羅漢。

有些經論之中，提及了十六羅漢的意涵，但沒有列出全部羅漢的名字。其中，天竺堅意菩薩造、北涼道泰譯的《入大乘論》記載：「尊者賓頭盧、尊者羅睺羅如是十六人諸大聲聞散佈在諸處⋯⋯守護佛法。」《彌勒下生經》（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亦有提及大迦葉比丘、軍屠缽嘆 (Kuṇḍa-Dhāna) 比丘、賓頭盧 (Pindola Bharadvaja) 比丘和羅雲（Rāhula）上丘，「四大聲聞」，被認為可能列於十六羅漢之中。

公元二世紀慶友尊者、即斯里蘭人卡難提密陀羅（Nandimitra ，意譯「慶友」）所說的《法住記》（唐玄奘譯）載述，佛陀臨涅槃時，囑咐十六羅漢，在未來佛彌勒下生之前，住世傳法，利益眾生。

《法住記》記載了十六羅漢的名字和住處。（本文不會具列所有羅漢的資料了，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查考。）此書譯成並傳入中國後，中國佛教徒對十六羅漢的崇拜日趨普遍，藝術家根據書中的記述，繪製或雕刻出很多十六羅漢的形像。

從唐朝到五代十國，十六羅漢的形象在不同的名家作品中出現。當中包括盧楞伽、王維、陶守立、貫休等。他們作品中的羅漢，不少都是十六羅漢，而造像自由多變，藝術價值甚高。

至於十八羅漢，幾乎可以肯定是由十六羅漢演變而來的，然而說法不同，難以確立於一說。

有人相信，中國人喜歡「十八」這個個吉數，例如「十八般武藝」、「十八學士」等。佛教中以十八為名的，有如「《十八部論》」、「十八界」、「十八變」、「十八層地獄」等。十六羅漢變為十八羅漢也許與這種這想法有關。

至於文獻上出現十八羅漢的名稱則可舉出數例略為敍說。據《東坡文集》描述，蘇軾曾得一幅五代前蜀人張玄畫的「十八羅漢圖」，因而題了十八首贊（贊頌文），但沒有列出十八羅漢的名字。《東坡文集》另一處又提到，蘇軾於清遠峽寶林寺見貫休法師（唐末到五代人）畫的「十八阿羅漢圖」，再作詩題贊《自海南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這一次更標出了羅漢名字。蘇軾所記的第十七和第十八羅漢，分別是慶友尊者和賓頭盧尊者。按此推斷，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已經出現了十八羅漢的作品。

宋代、元代之後，十八羅漢之說已廣泛流行於民間。《西遊記》中有「十八羅漢鬥悟空」的故事。

宋代天台宗僧人志磐撰《佛祖統記》中則指出，以正當名分受佛陀囑咐的最後兩位羅漢應該是迦葉尊者和君徒般歎尊者。放開誰是十八羅漢之辯，《佛祖統記》至少說明十八羅漢在宋代是流行之說並受到關注。

到了清朝，官方編的畫文册《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中有載，乾隆題頌最後兩位羅漢，降龍羅漢是迦葉尊者、伏虎羅漢是彌勒尊者。並由章嘉呼圖克圖（藏傳佛教內蒙古地區的活佛）所考定。

總之，宋代以還，十八羅漢之說已經確立，並廣為流行，在著作和畫作之中均有表述和表現。

此外，佛典中、歷史上和藝術上，尚有廣泛流傳的五百羅漢之說。由於本文篇幅有限，亦由於這是值得另作討論的主題，因此待另文探討。當然，在佛教的載述之中，五百羅漢與十六羅漢是密不可分的。這些記載，亦影響到世間對所有羅漢形相的想像和理解。

例如，《妙法蓮華經》〈五百弟子受記品〉云：「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據此理解，羅漢一般現比丘相，也就是僧人模樣。《法住記》中說：「現種種形蔽隱聖儀，同常凡眾，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意即羅漢把聖人的相貌（聖儀）蔽隱起來，現出來的相就如凡眾，使供養羅漢的施主可得到更大福報。在宗教和藝術上，世間人即據這些描述，對羅漢的外相和內涵作出變化多端的詮釋和表達。

因為不是佛相而是人相，自古以來，羅漢像的創作比其他佛像有較為自由和多樣化的表現。《宣和畫譜》卷三評述五代畫家張玄所畫羅漢為「世態之相」，有別於貫休和尚骨相奇怪的「脫略世間」之相。《宣和畫譜》是一部記載宋徽宗時期內府藏畫的譜錄，成於宣和二年，作者不詳，但有人認為作者正是宋徽宗。

可以肯定的說，不論是十六或十八羅漢，都已在中國文化中生根。羅漢的內涵、歷史、有關羅漢的思想、文學和藝術，不單止流傅於民間，亦為歷代文人、朝廷中的官貴，以至皇帝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