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耀紅 | 2019-07-12

香港有一個佛教團體名為「雪豬基金會」。如果不知道就裏，驟然聽到這個名字，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其實，這裏面有個藏地的民間故事：馬熊挖雪豬子。

雪豬子的學名叫喜瑪拉雅旱獺，是生活在喜瑪拉雅山脈一帶的土撥鼠。牠胖嘟嘟，手短腳短，渾身毛茸茸，樣子很可愛。雪豬喜歡一家聚居在地洞裏，冬天全家躱在地洞裏冬眠。至於馬熊，則是藏地棕熊的別名，冬天為了減少新陳代謝，牠也會挖找地洞睡覺。馬熊脾氣不好，挖地洞時遇到已經在洞冬眠的雪豬一家，便會把牠挖出來狠打一拳，然後把這隻雪豬挾住，再挖另一隻；但第一隻被挖出的因為被打醒了，於是趁馬熊挖抓第二隻時便逃之夭夭。如此這般，馬熊不管抓了多少隻雪豬，倒頭來都只剩下一隻。改團體的名字叫「雪豬」，想是警惕學佛人不要像馬熊吧。

想到這個故事，是因為想到中國傳統音樂傳承的現況，因為不管是佛曲還是民間音樂，在今天的社會環境和教育制度下，真是很有馬熊挖雪豬子的味道！

今天的中國人的社會狀況，可說是應了晚清洋務重臣李鴻章（1823 — 1901）所說：是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但這大變還可上溯至晚清洋務運動。反思歷史，同時為未來找尋啓示時，這個雪豬的故事便不斷在我腦中閃動：整體中國文化在這百年間，到底找來了些甚麼新血，又丢掉甚麼不應丟掉的舊寶貝（所丟的，並不局限於中國傳統音樂）呢？

五四運動有廣義與狹義兩種理解。一百年前，1919年5月4日當天在北京出現的學生示威，是狹義的一種理解方式。至於廣義的五四，則是早於1919年之前已經開始的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其中對中國人的思想、政治社會模式，以及中華文化影響最大的，當然是廣義的五四，因為這場新文化運動為華人帶來新的價值觀：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以及科學求真的精神等。

有人認為廣義的五四是一種在中國發生的啟蒙運動，也有人以為是一場文藝復興運動。而在二十年前，亦即五四的八十周年，曾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余英時則以史學家的角度質疑這兩種看法，認為「根本上它是一個文化矛盾的年代」（見《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啓蒙運動》）。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文化矛盾仍然延續。時至今日，雖然一百年已經有足夠長的時間讓人去反思和檢討，然而，如果我們不僅僅是想為這場運動成敗作定論，而是想完成運動帶來的正面價值和清除運動產生的負面事物，那麼，所需的智慧、勇氣及堅毅力量，就跟百多年來的旗手和參與者不相伯仲。但是，如果這等於要把數千年來的文化積累，毫不婉惜地掃得一乾二淨，那就是檢了民主自由現代科學這些雪豬，便丟掉傳統中精華部分的那些雪豬了！

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今天，所帶來的其中一項好處，是教育普及化，令國人識字和知識水平普遍地提高，因而個人能夠有較大的自主能力去選擇自己的命運；站在佛法的傳播來看，教育普及意味人人都有機會成為知識分子，這的確有利於令更多人了解正法，明白佛法是一種強調智慧與慈悲必須並軌而行的宗教，佛教不是一種求神保佑的迷信行為。然而，這場運動亦產生了白話文全面取締了文言文的副作用，製造了「文言文文盲」。我今年65歲，因為家教而勉強能懂一些文言文（只是勉強而已，像個小學生的程度罷了），但比起老一輩的知識人對國學的認識，我經常都感到遺憾和慚愧。不過，更遺憾的是，雖然過去已有不少人指出新文化運動的這種不良副作用，但情況沒有因此改善，反而看起來是越來越差，起碼香港的情況是這樣，現時很大一部分的香港年青人是「文言盲」、「古文盲」。作為一個佛教徒，這真是最遺憾的事，因為兩千年來歷代高僧大德幾經辛苦翻譯的佛法經論典籍，以及他們的注疏等，我們這些喝現代教育制度奶水長大的人，已經看不太懂了！雖然拜新科技之賜，我們坐在家裏已可從網上「取經」，但卻像那隻馬熊般，雖然面對前人留下數量上全世界數一數二的佛經翻譯，但是為了抓住現代文化的這隻雪豬，由於未能瞻前顧後，讓之前的這些寶貝給丟失了！

不單單是佛教經典有這種情況，很多中國傳統文化都是如此。中國傳統音樂當然不會例外，包括佛教音樂。舉個例子，老一輩唱曲或奏樂的人，是用曲牌及工尺譜來學音樂的，但是，到了今時今日，除了一些堅持用工尺譜來唱曲的老倌和他 / 她們的學生外，很多音樂學院畢業的專業樂師都無法用工尺叮板，而必須用簡譜來學曲奏曲了，那麼，就更不要說不附工尺譜的曲牌了。

我要強調，五線譜和簡譜傳入中國，對中國音樂是好事，因為這樣可以令中國人在音樂方面把眼光和耳朵帶到一個更廣闊的時空。然而，有了新知識，不等於固有的知識就是糟粕，包括工尺譜、叮板以及曲牌等等。我曾學過簡單的工尺譜（一門很深廣的學問，可惜我暫未有時間深入研究），用之於廣東胡琴（高胡）音樂，依我的看法，工尺譜較簡譜更適合中國傳統味道，賦予演奏者更大的想像空間。

至於漢傳佛教音聲，據我在法會所見，寺廟和一些佛教道場所用的課頌法本，仍然附有叮板或傳統譜本。不過，隨著政治與社會的變遷，加上出家人的減少，城市的擴展對叢林寺院的生活造成的影響，佛教的許多儀軌和音聲佛事都有面臨失傳的危機。例如1987年，中國內地文革剛結束不久，社會政治環境暫時比較寬鬆；當時，曾任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系主任的王國潼還在北京，是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系主任。西德一個民俗音樂學會請他帶一個中國比較古老傳統音樂品種到歐洲巡迴演出，結果，有關方面決定組織北京智化寺京音樂去演出。不過，智化寺僧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都還俗了，而且，京音樂的傳人不少已圓寂。原來該寺京音樂的編制須雙管、雙笛、雙笙、雙雲鑼，和一鼓，結果，因為能夠演出的僧人不夠，中國佛教協會於是與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組織了一個由僧人及中央音院教師合作的「北京佛教音樂團」，由僧人擔任頭管、頭笛、頭笙，音院的老師任二管、二笛、二笙，於1987與1989年先後兩次去歐洲巡迴演出。

另一個例子近在眼前。在香港以及廣東一帶，帶粵曲風格的嶺南唱法佛教音聲傳承亦有瀕危跡象。2012年，衍空法師與法忍法師就在「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上，呼籲要保育廣東焰口，並且指出：「雖然香港已經按聯合國公約制定了《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並於類別中涵蓋了藝術表演（例如：道教音樂）以及宗教儀式（例如：盂蘭勝會），可是很多應該列入名錄中的瀕危佛教儀式卻未被承認……」

然而，佛教音聲除了面臨需要保育的危機外，還有另一些問題，作為佛教徒有時不免感覺尷尬。

我舉個例子來說明這點。廣東音樂中有一首家傳戶曉的樂曲，叫做《旱天雷》（即是坊間唱成「邊個話我儍儍儍，我請佢食燒鵝……」的諧趣歌原來的音樂），此曲其實是一套叫《三寶佛》的古曲中的連綴小曲改編。

《旱天雷》是清末民初廣東音樂名家嚴老烈（1850 — 1930， 黎田與黃家齊著的《粵樂》，稱他是粵樂形成期的奠基人之一）從《三寶佛》中的第二首小曲《三汲浪》改編而成。他還把《三寶佛》中第三首《和尚思妻》改編成《倒垂簾》。看到《和尚思妻》，站在佛教徒的角度，你也許立即會想到：為甚麼《三寶佛》裏面會有《和尚思妻》，這豈不褻瀆僧人？

其實，現在有關《三寶佛》的所知已經非常有限。暫時我見到的資料，都只稱之為「古曲」。此外，從戲曲方面有種說法：這是一首粵劇過場曲，例如小和尚拂拭佛堂時可以奏此曲；也有人認為這是外省傳入的曲子。

不過，傳統民俗音樂或戲曲有《和尚思妻》這類曲目並不奇怪。另一個例子是昆劇的《尼姑思凡》。這個劇情流傳很廣，京劇、川劇等等都有，而且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一套雜劇《僧尼共犯》。站在佛教徒的角度看，這類作品應該是糟粕，對嗎？但為甚麼它偏偏能保留至今，甚至被評為「大膽揭露」、「鼓吹自由戀愛」，繼續不斷被搬演？

佛教徒看到這裏，各人會有各人不同的感想和反應。不過，不管怎樣，這兩種傳統曲目反映的是一般人對佛教戒律的不了解。但無論你對這些作品一笑置之，又或抗議，又或覺得需要澄清……無可抗拒的事實是，不信佛教的人佔人類的多數。不信的人中，有些雖然不信，但尊重宗教；但也有認為宗教是迷信、不科學，甚至有些認為是迷惑人心的東西。面對這樣一種現實，我認為，作為佛教徒最有效的做法，是從自己本人做起，保護好三寶的形象。但如果作為佛教徒，連自己都不知道正法是甚麼，就遑論保護三寶了。所以，最根本的，是由自己本身開始，學好2600年前佛陀的教法，學好歷代高僧菩薩留存下來的論著；但佛法深博，所以必須先找好老師，所以，同時要保護好傳承清浄、修行清浄的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