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律光 | 2019-10-08

龔自珍乃清末改革家，儒家行者，喜硏佛典，在修行上身體力行，其哲思闡發佛家天台宗的觀點，評擊狂禪，對淨土、華嚴等宗也有硏究。他認為佛法利益蒼生之法，若能與世間法相輔而行，必有利社會改造人心。他的世界觀充滿著濟世情懷。他的普度眾生、追求自我的個性十分頑強，從而體現其執著對理想的精神，鍥而不捨，對於一位今文學家兼治佛學並行，以佛家的思維方式企圖提倡經世致用，確實開清末文風之先河，故本文嘗試從龔自珍的學佛事宜，以見其佛學思想之一二。

龔自珍，漢族，字璱人，又字爾玉號定庵，生於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於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其高祖龔茂城、曾祖龔斌為一介布衣，以品學兼優名聞鄉里，龔斌更著有《有不能草》詩集面世，祖父輩五兄弟有三人有文名，世稱「東城三龔」。父親龔麗是乾隆進士，歷任禮部主事、外郎、郎中、軍機處章京、徽州知府、江蘇按察使；母為漢學大師段玉裁之女段馴，也是詩人，著有《綠華詠榭詩草》傳世，可謂書香門第，龔自珍乃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改革先驅者。

（一）少年時期

龔自珍少居杭州，六歲隨父母遷北京繩匠胡同等地居住。他自少隨母讀詩、文、經、史，奠定良好的國學基礎。十二歲隨外祖父段玉裁學習説文解字，十七歲能作《水仙華賦》，十四歲硏習古今制度，十六歲致力目錄學，硏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十七歲攻金石文字。

（二）考取功名

嘉慶十六年（1811）龔自珍參加鄉試得二十八名次，年方十九。同年與表妹段美貞成親。嘉慶十八年（1813）和嘉慶二十一年（1816）他先後參加兩次鄉試均名落孫山，十分失落。同年得知新婚後一年的妻子因病離世，在雙重打擊下他悲痛欲絕。道光三年（1823）秋，任內閣中書充國史館校對官，會試四度落榜，夜坐難眠，孤憤夜中思索宇宙與人生之情寫下《夜坐》（二首）其二：「沉沉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內空。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墮晉賢風。功高拜將成仙外，才盡迴腸蕩氣中。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1]抒發情緒。

嘉慶二十三年（1818），他收拾心情再度應試，終於中舉，興奮莫名，可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光九年（1829)，再度考獲進士，任內閣中書，直至官拜補主客司主事，道光十九年辭官，時四十有八，後突患病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享年五十歲。

（三）學佛因緣

龔自珍的信佛因緣實有跡可尋。社會環境：清康雍乾三代君主信奉佛教，康熙編纂佛經、雍正設藏經館、乾隆出版《大藏經》，在家出家的信徒與日俱增，不乏名士貴族，使他不由自主地對佛教產生了共鳴。家庭背景：龔自珍出生於顯貴之家，雙親尊佛，樂善好施，世代書香，常與名仕從遊，在這樣祥和的家庭氣氛，而居所週圍古剎林立，僧侶往來，耳濡目染下促使他幼信輪迴，為龔自珍提供一個良好的學佛環境。《龔自珍全集》記載：「居近法源寺，稍長保姆攜之入寺，輒據佛座嬉戲，揮之不去。」[2]而其中一位名士江沅就成為他的第一位佛學老師。定庵稱江沅為其學佛之第一導師，從他給江沅的信中則可知:「自珍之學，自見足下而堅進。」[3]兩人相識若為嘉慶二十四年。他與佛教的因緣在其詩作寫得十分清楚，《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其十四》詩載：

危哉昔幾敗，萬仞墮無垠。不知有憂患，文字樊其身。

豈但戀文字，嗜好維甘辛。出入仙俠間，奇悍無等倫。

漸漸疑百家，中無要道津。縱使精氣留，碌碌為星辰。

聞道幸不遲，多難乃維因。空王開覺路，網盡傷心民。[4]

人到中年，仕途不堪，屢遭貶抑，盡感人心險惡，世事坎坷。唯能自滿者，幸有佛緣，得聞佛法，以慰我心。

（一）發心淨土

龔自珍立志禮佛，發願度生，其《發大心文》已清楚説明:

震旦苦惱眾生某，稽首盡十方三世諸佛前：伏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雲遐，末法現在，欲報大恩，須發大願，依經論說，行是車船，願是馬楫，有船無楫，難可到也。……世界無盡，佛力無盡，眾生無盡，一世法無盡，我願亦無盡。[5]

他歸心淨土，注重修持，日誦經文。道光四年（1824）與妻出資助印《圓覺經略疏》迴向其亡母往生淨土。他的念誦簿記載：「命終之後，三人相見於蓮邦。[6]道光十一年（1831）更發願念誦〈往生咒〉四十九萬遍以消宿業，「秘密加被，滅我定業，上品上升，生阿彌陀佛常寂光土。」[7]又為一證。

（二）涉獵各宗

龔自珍勤於研習佛學，對佛教的各個宗派均有興趣，他除淨土宗外，曾涉獵華嚴、禪、法相等宗，後歸於天台宗。他撰寫的佛教文章多達四十九篇，多為考證思辨，並認為宗派之紛爭多出於各宗自身利益的考量，以致損害經典作品。他重申校勘〈妙法蓮華經四十二問〉、《正譯》等翻譯，糾正錯誤之處。他重視理解，深入論證，既是虔誠的佛教徒，也是佛教學者，反對不學無術。龔自珍博採諸宗，企圖會通各宗，取長捨短，故能遊學於禪、密、淨土、天台、華嚴等宗。

（三）批評狂禪

他明言，反對輕視經教，倡不立文字之説：故對禪宗的棒喝、參話頭之機鋒不甚贊同，並嚴厲斥責為「蛆蟲僧」，稱這些參禪流派為「狂禪」。龔自珍認為，學佛者須有修持，且應該有師傅的帶領教導，循序漸進，方有裨益，不能光靠口說，必須有學養，即深入經藏。他說：

莊論法語，尚懼不聰，烏有所謂機鋒者乎？名身句身，尚懼不明，烏有所謂參悟者乎？是非有檢束，烏有所謂一千七百則公案乎？通塞視前途，烏有所謂看話頭者乎？慈和暖愛，烏有所謂棒喝者乎？有聞、有思、有修，以言說說其無言說，以思議思議其不思議，必有悉檀焉，烏有一切鑱者乎？傾肝吐鬲而予之，烏有設伏以俟敵者乎？蓋惟恐人之不好問也，烏有來即攔，到即斫者乎？無量人問，當用無量法門悉檀答之，譬如醫門四百四病，四百四藥，診脈處方，臨時區配，烏有以現成語句，囫圇籠罩人者乎？或宗《華嚴經》，或宗《法華經》，或宗《涅槃經》，荊溪讚天台云：「依經帖釋，理富義順。」烏有所謂教外別傳者乎？或難之曰：天台所雲雲，都在《法華》七卷內耶？應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者無之，述者有之，九流之通例如此矣。智者大師即補結集者之略，又正翻譯者之拙，又或囊括大意，或融合眾文，或發揮孤文，或不忽旁沈，或搜剔隙罅，或舉一例諸，微獨禪人而已。支那賢者讀周公、孔父之書，皆如此矣，烏有所謂教外之別傳者乎？如青天白日，欲人之無不見也，烏有所謂祖師向上事，密密不通風者乎？幽探冥討，旁引殽證，尚懼靈文之不富也，烏有撥去語言文字者乎？其書不幸而埋藏，千載無者宜也，其書幸而流布，得道者如麻、如菽、如竹葦又宜也，烏有所謂孤提祖印，密付衣缽者乎？以佛為師，以佛知見為歸，以經論為導，以禪為行，烏有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乎？[8]

他認為學佛必須硏習經典，言必有依；要成佛，必須以佛為師，讀佛經，重修持。他躬親力行，廣涉經典，從理論到修持，深入研究，才能領悟佛法真諦。他又指出有些人假借禪門之說，不學無術，瞞天過海，企圖渾水摸魚，此等僧人多不勝數，他們毀壞禪門聲譽，這些應予遣責。《支那古德遺書序》記載：

晚唐以還，像法漸謝，則有斥經論用曹溪者，則有祖曹溪並失夫曹溪之解行者，愈降愈濫，愈誕愈易，昧禪之行，冒禪之名，儒流文士，樂其簡便，不識字髡徒，習其狂猾，語錄繁興，夥於小說，工者用廋，拙者用謠，下者雜俳優成之，異乎聞於文佛之所聞，狂師召伶俐市兒，用現成言句授之，勿失腔節，三日，禪師其遍市矣。[9]

他批評禪宗末流以附庸風雅之名大搞語錄、公案等，欺世盜名，或以「機鋒」、「棒喝」、「看話頭」……….，令一些不識字的僧徒，冒禪之法，或用晦澀之語，令人大惑不解入於五里霧中，龔自珍對禪宗這末流之僧徒，十分厭惡。

龔自珍只反對禪宗的狂禪，但對初祖至六祖之禪脈是肯定的。《最錄禪源諸詮》記載：

達摩、天台、賢首，同是菩薩；華嚴、法華，同是圓教。起禪教分別想，於教中又起教相分別想，於達摩及天台及賢首生軒輊想，於華嚴、於法華生軒輊想，皆是也，皆非也，皆不必，皆不暇。[10]

龔自珍尤對六祖推崇備至，他認為《壇經》樸實、雅馴、上乘，肯定達摩祖師開唯心之宗。他以六祖和天台祖師相提並論，並認為兩者之法是一致的。他寫道：「予以天台裔人而奉事六祖，為二像一龕供奉之。我實不見天台、曹溪二家纖毫之異。」[11]龔自珍中會試後發願「願誦大藏」四十九萬卷，以滅其業，此時他年屆四十二歲。他希望借助外力加持，消除妄想，淨化心靈。詩曰：「洗盡狂名消盡想」、「我欲收狂漸向禪」，在在證明他身體力行。此外，龔自珍認為修習佛法與創作詩歌互有矛盾，時常警惕自己勿作詩壞禪，唯屢不能戒，《又懺心》詩曰：

佛言劫火遇皆銷，何物千年怒若潮。

經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複中宵。

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

心藥心靈總心病，寓言決欲就燈燒。

詩人觸及現實人生，情感盡現，不由自主，破戒做詩。

（四）反對神學

龔自珍對於宣揚神秘主義的「天人感應」的人，深惡痛絕，他說：「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 他認為，人事吉凶禍福若能推算乃無稽之事，若遇到明主則必降其誣謗的大罪。依「天人感應」而發展的「推步術」，即預測自然現象及社會興衰的方術十分荒謬。龔自珍言：「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12]他解釋說：「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13]所謂的「自我」，實際上只是指「心」的精神活動或力量。

龔自珍對天人感應論、讖緯神學、災異附會等問神卜鬼之術雖然十分反感，但是自己卻相信神不滅論，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即存，此身滅即滅，。」[14]他認為佛儒的神不滅論是相通的，並找緊這點支持自己的信念。

（五）習法華經

龔自珍佛的學思想和《法華經》有密的關係，他曾企圖以《法華經》綜合佛教教義，甚至重新刪定《法華經》。他理解《法華經》後作了科判，並認為《法華經》應分為二部，後來讀天台智者的《法華文句》，不約而同，智者果然亦分為二部分，他對自己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妙法蓮華經四十二問〉記載:

吾初讀《法華》白文， 審是二分，及見智者《文句》，果判二分。大喜曰: 凡夫知見，乃與大師闇合。又讀七周，乃言: 智者〈文句〉，大綱舉矣，條別未盡也。 吾大意符智者，別出科判。自〈序品〉至〈學無學品〉訖為一會，以〈安樂行〉為流通; 自〈見寶塔品〉以至妙莊嚴王品〉為一會， 以〈法師功德品〉及〈囑累品〉為流通。[15]

龔自珍以《正法華》、《添品法華》品為證，認為置於最後的〈囑累品〉，才是最正確的，〈妙法蓮華經四十二問〉第十四問謂:

依晉、隋兩譯， 以正秦譯，不亦可乎？此一端可正全經之顛倒竄亂，非阿難原文矣。又此品佛明言多寶佛塔，遷可如故，法會遂散，而下品〈藥王品〉中，多寶佛贊宿王華何哉？ 〈普門品〉中觀世音以一分瓔珞供多寶佛塔又何哉？其倒置不屑辯矣。[16]

鳩摩羅什於西元405年譯出《法華經》，龔自珍認為《法華經》應分為二會才符合作者原意。龔自珍將《法華經》判為二會，刪除《法華經》中之七品，移動〈見寶塔〉、〈提婆達多〉、〈囑累品〉等三品，〈妙法蓮華經四十二問〉記載:

〈方便品〉說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說我但一乘，尚無有二，何況有三？此正說之說。 以下乃譬喻說： 一、火宅喻，二、藥草喻，三、化城喻。且說法，且授記，《法華》第一會畢矣。[17]

龔自珍認為《法華經》的原貌，是以〈方便品〉為核心，以種種譬喻、授記為其內容。而《法華經》經漫長歲月，這部經典經時間沈積，產生非常複雜的問題。龔自珍的科判呈現出時代的新詮釋，並企圖以《法華經》來融攝其他的宗派，足見龔自珍對《法華經》有深厚的體會。

（六）晚歸天台

龔自珍人生的最後八年專注硏習天台宗，有「天台裔人」之稱。《闡告子》記載：「清・龔自珍《〈闡告子〉附記》：「予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書，喜少作之闇合乎道，乃削剔蕪蔓存之。」[18]文中的刪削枝蔓，意指對以前所學未入佛學心臟，要重新檢視，並認為天台宗的思想才能滿足及付合他的性向，表現出對天台學的無限熱情，從此開啟他的思辯之心路歷程，《已亥雜詩》記載：

歷劫如何報佛恩，塵塵文字以為門。

遙知法會靈山在，八部天龍禮我言。[19]

佛書入震旦以後，校讎者稀，乃為龍藏考證七卷；又以《妙法蓮華經》為北涼宮中所亂，乃重定目次，分本跡二部，刪七品，存廿一品，丁酉春勒成，表明自己才能，下定決心致力研究佛學。

對唯識、華嚴等宗興趣甚濃，特別是唯識宗，曾以崇敬的心錄《八識規矩頌》，盛讚慈恩宗如天上之日月。

龔自珍晚年深入研究天台宗，對天台義理「一念三千」、「一心三觀」之體驗為「心學」，只要觀心內照、心境澄明，自然自性清淨，此心是深層的審美意蘊，是指人們那顆「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20]此心體驗了人間關懷之心。

一心三觀是一個直覺三個層面，天台宗的三諦圓融境界，龔自珍對三觀的修煉不辭勞苦，時刻不忘。他主張修心、觀心去領悟中道。他以這種思維方式去重構天台宗的思想，圓融實相的中道思想。故他說：「南岳不興，則龍祖之論息，文師之名滅，抑南岳不作，則天台孰辟之？」[21]他對智顗的作品《法華經》、《天台玄義》贊嘆不已，自己更為《法華經》作科判，重定《法華》文義。

又龔自珍把人的主觀精神作為世界的本源，他受天台的虛無觀念影響，人的主觀精神造成的世界是靠個人的心力，《法性即佛性論》記載：「竪曰三世，橫曰十方。十方、三世，所見微塵非他，知見而已矣。」、「如是之相，既無有相，無相之相，強名實相；此實相者，一尚詎得，那有十方、三世、森羅分別之微塵耶？故但名佛性，不名法性。」[22]他吸收天台宗世界生成論，企圖以人的主體改造社會。

梁啟超：「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於有功焉，光緒年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23]又梁啟超評其：「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僅引其緒而止。」[24]于慧：「龔自珍以儒士為表徵，個性鮮明，具有超越時代性、歷史性。」[25]郭金鴻：「他肯定人性具有自然屬性及社會屬性，視人性為不變的本性。」[26]齊文榜：「龔自珍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勤硏經典，小心求證，其思想具有佛教救國意識。」[27]林虎：「他的思維連繋佛學方式進行。」[28]陳必歡：「龔自珍從學佛原因，以致他的佛學思想都影響著他的詩歌創作。」[29]孫憲儀：「學佛只作為通向經世致用的手段。」[30]魏源：「龔自珍仕途不得志而寄情佛學，他滿腔熱血追求聖道，不厭世，而特顯其異端性格。」[31]梁啟超：「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有其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32]韋伯：「明顯地是作為一種知識份子階層的救世教義而出現的。」[33]日人稻葉君山：「⋯⋯公羊學派公然為佛弟子以硏究佛教者，實最近八十年以內所起之現象，常州學派之龔自珍⋯⋯著《龍藏考証》等書⋯⋯公羊家之採佛說，或亦力求捷徑歟？」[34]有說：「言夫常州學的精神，則必以龔自珍為眉目。」[35]易宗蘷：「晚歲學佛，平居無事，非訪妓，即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36]魏源：「晚尤好西方之書。」[37]郭朋「對於佛學，他並沒有形成系統的思想，而且他對於佛學的見解，也還不能說是深刻的。無寧說，對於佛學，他是信多於學。」[38]朱一新：「定庵才氣，一時無兩，好為深湛之思。有時為彼教語，亦非真有得於彼教，聊以佐其藻飾而已。刻深峭厲，既關性情，蕩檢踰閒，亦傷名教，學之頗多流弊。」[39]

龔自珍作為晚清儒家知識份子，卻不避嫌，公然援佛入儒，「雖多出身儒門⋯⋯兼濟天下的入世情懷。」[40]認為佛教的自利利他的偉大精神是濟世良方，能與世間並行，有助社會的改革。他先涉淨土等宗，晚歸天台，曾南下嘉興拜天台高僧藕益大師，對天台哲思深有體會，從他說「天台如日出」[41]之句及其詩句「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擱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42]則可知矣。龔自珍一生政途不順，信佛修持，追求聖道不遺餘力，其救世之心顯易而見，體現其異端情懷，豐富他的精神境界、學術思想及詩歌領域。他高舉佛教異端旗幟與佛教結合不解之緣。龔自珍之經世致用理想嘗試利用佛學去推動，最終成為他自己的儒佛合一的意識形態。龔自珍對佛教信仰十分熱誠，他曾嘗試融禪、淨、華嚴、密、天台等宗於一體，卻未成功。

龔自珍吸取佛教的養份，並借其批判禮教、評說天下、反天命、尊自我，以求心身精神之大樂。他忍受著痛苦和煩惱，佛學讓他得到慰籍，更為他開闢了哲思的空間，脫離儒學的枷鎖，成為晚清思想改革的一名新力軍。他的詩作：「一事平生無齮齕，但開風氣不為師」。正是他的寫照。在哲思上，他闡發天台宗的觀點，提出人性「無善無不善」、「善惡皆後起」一家之談。

[1] 清．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 張祖廉《定庵先生年譜外記》，前揭《龔自珍全集》後附，頁633。

[3]清．龔自珍《與江居士箋，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4]清．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 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395。

[6] 清．龔自珍《誦〈得生浄土陀羅尼〉計數簿書後》）。

[7] 清．龔自珍《誦〈得生浄土陀羅尼〉計數簿書後》。

[8] 清．龔自珍《支那古德遺書序》。

[9] 清．龔自珍《支那古德遺書序》。

[10] 清．《龔自珍全集》，台北，河洛圖書，民國六十四，頁405-406。

[11] 劉逸生《龔自珍己亥雜詩論》，上海：中華書局，1980，頁119。

[12] 清．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12。

[13] 清．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12。

[14] 清．龔自珍《最錄神不滅論》。

[15] 清．龔自珍〈妙法蓮華經四十二問〉，《龔自珍全集》，頁363。

[16] 清．龔自珍〈妙法蓮華經四十二問〉，《龔自珍全集》，頁363。

[17] 清．龔自珍〈妙法蓮華經四十二問〉，《龔自珍全集》，頁363。

[18] 清．龔自珍〈闡告子〉，《龔自珍全集》，頁130。

[19] 清．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0] 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232。

[21] 《南岳大師象贊》。

[22] 清．龔自珍《法性即佛性論》，《龔自珍全集》。

[23] 郭金鴻《龔自珍人性論近代色彩探析》。

[2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2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26] 于慧《論龔自珍人格的歷史繼承與超級越．濟南大學學報》，2003，第一期。

[27] 郭金鴻《龔自珍人性論近代色彩探析》。

[28] 齊文榜《論龔自珍詩歌創作與佛學的關係．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1，第一期。

[29] 林虎《己亥雜詩與龔自珍的佛教思想．河南大學學報》，1995，第五期。

[30] 陳必歡《龔自珍的文學思想與佛學．安康學院學報》，2007，第五期。

[31] 孫憲儀《秋士詩存．題龔中翰破戒草》，《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650-651。

[3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3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錚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67。

[34] 馬克思·韋伯：《宗教社會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頁28。

[35] 《清朝全史》。

[3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37] 孫文光、王世芸：《龔自珍硏究資料集，安徽：黃山書社，1984，頁155。

[38] 孫文光、王世芸：《龔自珍硏究資料集，安徽：黃山書社，1984，頁155。

[39] 郭朋等：《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成都:巴蜀書社，1989。

[40] 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2卷，呂鴻儒，張長法點校，中華書局，2000。

[41] 龔隽《佛——覺悟與迷情》，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42] 《最錄四念處》，前揭《龔自珍全集》，頁404。

[43] 劉逸生《龔自珍己亥雜詩注》，中華書局，1980，頁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