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鄺志康 圖：Tim Liu | 2016-11-28

對姚仁喜來說，建築是千頭萬緒的事情，一點一線，不容輕忽。即使在紙上盤算得多好，不到落成的最後一秒鐘，他都無法確定作品能如實呈現心目中的形象。此亦如人生的不確定性，比比皆是。

在他創辦的姚仁喜 | 大元建築工場辦公室裏，姚仁喜打趣說，建築給他最大的回饋有三樣：頭髮白了、眼睛壞了、 體力差了。這位台灣著名的建築師，學佛，修習密宗，是宗薩欽哲仁波切的弟子，為他翻譯多本重要著作，將其教法介紹給各地華人，影響深遠。農禪寺水月道場、養慧學苑、故宮南院、烏鎮劇院、巴黎佛光山，作品遍佈全球。在建築中流露充盈詩意，藝術美學與修行融合，輕鬆自在而不強求，做到手心眼合一，成就出別有人間的一片寧靜莊嚴境地。

來到台北，下意識總想拿她跟香港、東京比較，同樣是冶煉多元文化的大熔爐，城市之美除了是生活態度的彰顯外，更照射出文化底蘊的強弱。姚仁喜直認不諱，很多人說台灣是亞洲最醜的城市。原來其實城市跟人一樣，判斷她美醜與否，除了外表還得看內涵。「她是否有趣？有沒有深度？能否給我們驚喜？一座有深度的城市會值得我們不斷探索，我們亦會聽到他們傳達出來的獨特美感。」

據姚仁喜觀察所得，台北這幾年變得較以往從容、自在。十五、二十年前的台北像青少年，處於尷尬的年齡，雖不幼稚但也說不上是成熟，面對很多事情還是有點混亂。「這幾年（台北）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溫和多了，車子會讓人先走，不亂鳴喇叭，因為大家不急了，有一種生活的步調慢慢走出來。」另外他認為台灣人很實際（practical），辦事情的速度是沒話說的，但跟東京這類城市相比，看起來還是欠了點情趣及浪漫氛圍。他經常走在京都小巷，那裏普通人家的花園、圍籬都是用竹子編出來，而綁著竹子的是如假包換的草繩，日曬風吹，壞掉了便換。「不是嘲笑，但在台灣你看到的一定是塑膠繩，然後甚至連竹子都是塑膠，印刷出來的，因為可以使用很長時間，又不用花時間去綁。我們就是這樣的 practical。」

又例如，京都有一家掃把店，三百年歷史，代代相傳。掃把美不美？姚仁喜覺得很難評斷，但社會上有這種堅持把手藝留存下來的事郤很美。實用主義太興盛的城市，生活趣味會逐漸減少，最終一切只餘下平淡。

姚仁喜的結論是，日本受禪宗影響，生活細節已變成儀式。在儀式化的進程下，當代日本人可能不覺得生活的點點滴滴跟修行、正念有關，但他還是注意到例如女士在健身房上完瑜伽課，她們會對空無一人的房間鞠躬才離開。「一旦有了儀式，生活便會慢下來，繼而生成品質。」

香港人走路是有名的快，萬馬奔騰。若說台灣人實際，那我們著重的自然是效率，彷彿慢一點渾身都不自在。每次一步出機場，他的腳步也跟著快速起來，明明不是要趕甚麼事情。「我們常說不浪費時間，省下來多做有意義的事情，乍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到了最後關頭，我們還是會不自覺地一味求快。都養成習慣了, 所以我們賺錢快、工作快，連布施也快。」 事實上慢活才是真生活。姚仁喜特別喜歡約翰連儂（John Lennon）為他兒子Sean寫的歌Beautiful Boy (Darling Boy)，當中一句「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ile you’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正正道出生命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每一分每一秒，沒有甚麼安排、計劃，更沒有談浪費不浪費。

舊時代輕易給我們這種感覺：人人自強不息、守望相助─香港談得最多的便是獅子山下的奮鬥精神；可惜現時家庭和社會結構已漸漸轉變，說同舟共濟, 恐怕對不少人來說十分生疏。政治爭拗更是傷透了大家的和氣。我相信台灣整體在這方面也不差太遠──思想上, 今人愛發牢騷，感覺過去美好的逐一幻滅。姚仁喜說他最近翻閱《莊子》，莊子也常描述自己的時代多麼不濟，之前的孔子更是。「每每有人慨歎時代走下坡，坦白說我不知道是否如此。我們是否投射了一個過分美好的形象到過去，把以前想像得太好，現在理解得太壞？」他主張我們多從哲學角度思考：過去是甚麼？歷史是甚麼？歷史是我們對過去自以為是的投射（projection）。佛陀常教導我們，過去的事便是過去了，只是凡夫想以古窺今，糾結迷執。「像很多法師都說過類似的話，我們總是在恐懼及期待中過日子。懷念過去、期望將來兩樣都做到了，偏偏忘卻的是現在當下這刻。科學家則走在天秤的另一邊─未來總是美好的，而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姚仁喜很喜歡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作品。貝托魯奇有次接受雜誌訪問時，對方問他想藉著電影傳遞甚麼訊息；他回答，傳遞訊息是郵差（postman）的工作，而不是導演的。「藝術家最好不要有『我要傳達甚麼』 這種想法，這會造成干擾。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設計正是這樣，當你達到無為的境界，怎樣的作品都能創作出來。無為並非甚麼都不做，而是做，但不強迫要達到甚麼。佛家也是這個道理。」說到這裏，姚仁喜強調自己其實不懂佛教，都是聽說回來的。話雖如此，他繼續分析：「修持觀想也是這樣子，把情緒及周遭環境對你產生的反應分開，不要去介入、變成你自己要解決的問題。」當然，一切仍是「聽說」的，就連學佛、篤信藏傳、替上師翻譯的事，他說隨便 Google一下便成了，用不著反復提起。

前面談到恐懼，姚仁喜說一般人總是害怕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很難在觀想的狀態下自處，所以永遠不是很自在的樣子。他定義自在就是自己跟自己相處。這對現代人來說是困難的，因大家都只顧滑手機。他最近看到一個心理學的實驗報道，參與者坐在椅子上，實驗的唯一要求就是不去碰放在一旁的手機。如果他們真的想按的話，椅上有一個通有微弱電流的按鈕，一按下去便會有不舒服的觸電感。正當我們以為常人都會避開不去按，結果卻顯示，短短四分鐘內有百分之六十多的男性竟然主動去「觸電」。「這是很可怕的，我們情願追求不舒服的刺激，都不願沒有刺激。我們寧可傷害自己也無法接受獨處。」

為此姚仁喜建議大家多打坐，他身邊也認識不少修奢摩他的年輕人。「很多人半途而廢是因為他未曾感受到箇中好處，堅持不到便放棄了。無可否認是社會上的刺激太多，翻開時尚雜誌，男的穿得好帥，女的更不用說。推銷的是化妝品、名牌用具。當你明白一切都是PS（圖像修改）的把戲時，又怎會受誘惑？佛陀並沒有傳授一套理論，他更沒有創建一個宗教，他只是把真相如實告知我們。」他相信人並未愚蠢到置真相於不顧這個地步，我們只是選擇性相信某些部分──「無常」便是一個好例子。「我不會狂妄得說我不會死亡，可是每當想到自己的存在雖然終歸會消失，但這一天卻又是long long away（離我還遠），有一下子會忽然不想去思考這回事。」

他又補充，佛教的訓練正是為了讓我們對治這些想法─一開始真相是難啃的，可是了解過後便會變得舒服、順暢，情形跟打坐一樣。當你嘗到這種滋味時，又怎會主動渴求不舒服、痛苦的刺激？

有些建築師創作時強調分析性，有些則有點率性隨意，姚仁喜大概屬於後者。他相信情感不一定是負面、帶來障礙的，佛法讓我們看見自己的情感，並學會免於陷入當中的往復來回。「佛陀宣示八萬四千法門，應機說法，也沒有說哪個較好，而且還要視乎不同時候。創作與情感的關係同樣如此。有些人害怕打坐，因為擔心念頭生起，這是說不通的，就像你拒絕做運動，是因為身體肥胖，擔心行走不便。情感是我們在生而為人的普遍狀態下已經存在的，怎樣去梳理，是每個人各自的功課。」 他指出，第一世蔣貢康楚仁波切以捨棄（Abandoning）、轉化（Transforming）及了知（Knowing）三種行為來教導三乘。聲聞、緣覺乘採用的是捨棄，以壓抑來捨棄貪愛；菩薩乘是轉化貪愛，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對治瞋恚、惱害、嫉妒、愛憎的煩惱；金剛乘則是了知，直接穿透本質（essence），單純地覺察它，不造作、不為所動。這三點在他為宗薩欽哲仁波切翻譯的《不是為了快樂——前行修持指引》中亦有論述。

姚仁喜最為佛教徒津津樂道的自然是他設計的農禪寺水月道場。當初聖嚴法師希望農禪寺可以成為台灣真正的景觀道場，最後無論是否信徒，甫進入水月道場都會為她的非凡氣息所懾住，是建構在人間的真正空中花，水中月。「參觀過道場的人都說，心會一下子變得平靜。我站在那裏觀察很多次，不少父母帶著孩子來，本來吵吵鬧鬧的，一進來立刻靜下來。我也聽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想自殺的人走到大殿，尋死的念頭便消失掉。」有法鼓山的信徒認得他，跑過去跟他打招呼，有的還掉眼淚，說農禪寺設計得很美。姚仁喜說他不是謙虛，水月道場他真的覺得建得還可以，有些地方蠻特別，可他必須表明，整個寺廟建築最後呈現的狀態並不是他所能「設計」的。光影透過大殿牆上的《心經》刻字在空中交疊、水池上白雲浮動、潛藏著新舊交替氣息的簡約空間，「那些都不是單純設計便會出現的東西，而是來自諸佛菩薩及聖嚴法師的祝福，還有許多無法說清的因和緣，造就成現在這個模樣。

對於近人對佛教建築興趣漸濃，好一些圖解佛教建築史的書籍都會不期然比較哪種禪風較重、式樣和布局如何最能體現佛陀本懷。姚仁喜不喜歡他們太著重形式，常把禪意二字掛在口邊，倡導符號主義，到頭來是著相了。「佛教建築的目的是要去寺廟的人提起正念，印度靈鷲山不就只是幾塊磚頭而已嗎？ 不能說日本禪宗乾乾淨淨的風格才是佛教建築，而藏傳掛滿風馬旗一點留白都沒有的則不算數。南傳不少寺廟就只是在森林裏搭個草房便是了，只要能提起正念，有何不好？」作為台灣甚至是國際上近年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他笑言從來不相信建築物是最重要的─建築物只是建築物，周邊環境有太多無法用物理來表達的東西，它們共同構成獨特的氛圍、不能言傳的眾祐[1]，才是最重要的。